自媒体离真相越来越远辩论稿，自媒体时代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辩论问题？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隐私保护斗争中，人们对隐私暴露的态度几经起伏。自媒体时代，隐私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价值及法律权利是否终将被边缘化？普通人如何获得隐私保护？2022年5月，范德堡大学历史学学者莎拉·E.艾格（Sarah E.Igo）在《大西洋月刊》刊发《隐私未死》（Privacy Isn't Dead）一文，围绕法学学者艾米·加伊达（Amy Gajda）今年4月出版的新书《捉迷藏：隐私权错综复杂的历史》，对隐私权的历史与未来进行了分析。

原文：《如何在自媒体时代保护我们的隐私》

编译 | 李彦文

图片 | 网络

如今，八卦网站、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不断侵犯个人隐私，事实上，这种文化由来已久。1690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报》（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k）。它是存在时间最短的报纸之一，散播报道权贵和名人的丑闻，很快被在波士顿的英国当局查处并没收。不过，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对私生活和私人事务侵犯的历史比较短，作用并不明显。公众对隐私权的呼吁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引发这种呼声的是更激进的媒体、即时摄影等技术创新、电报和电话等新的通信平台，以及私人公司对个人信息的使用。作为回应，美国州立法机构、最高法院、国会纷纷介入，不断划定正常的公众新闻和应有的隐私保护之间的边界。

但现在许多评论家都声称我们已经不再有隐私了。公共和私人组织都在挖掘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而公民们深陷在曝光和流量驱动的消费文化中，无法或不愿抗拒。旧的谨慎模式已经让位于一种自我表露的风气、一种渴望被了解的冲动。根据这种观点，隐私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价值及一项法律权利终将被边缘化，这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尽管隐私可能受到威胁，但作为一种人文关怀并没有消失。事实上，这场辩论已经引发了一系列保护私人生活的新倡议，比如“被忘记权”和在公共空间活动不被监控的权利。

隐私由来：维护精英阶层的体面

在《捉迷藏：隐私权错综复杂的历史》（Seek and Hide: The Tangled History of the Right to Privacy）一书中，美国法律学者艾米·加伊达（Amy Gajda）认为，虽然隐私权可能是19世纪的一项创新，但对隐私的尊重是对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等神圣原则的持久制衡。对隐私的捍卫及对新闻过度自由的怀疑论，在美国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政见不合的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谈到了真实但尴尬的披露可能造成的损害。汉密尔顿指责道，把隐蔽细节泄露出去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公众感情，又妨碍个体幸福”。

在整个19世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尊重。中产阶级希望维持地位体面和家庭安全。在那个时代，移民、非白人、穷人、罪犯等既没有隐私，也不被认为应该享有隐私，但如果记者们针对富人或有社会地位的人发表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报道，这些人通常能赢得针对记者诽谤罪的诉讼。因此，早在“隐私权”被写入法典之前，美国法律就在需要公布于众的重要公共性问题和个人完全有权掩盖的私人事务之间划清了界限。有些事情被认为是特别私密的。私人信件、性关系、不雅的离婚诉讼、医疗诊断和裸体图片都被认为值得保护。到188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生活隐私”为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和“神圣权利”。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隐私成了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八卦媒体越来越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技术的影响，如电报、电话及随之而来的窃听的可能性。1890年，波士顿律师萨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发表了一篇后来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文章，他们谴责媒体违反了“明显的得体和体面的界限”，把八卦当作“商品”来买卖。他们要求可诉讼的“隐私权”，文章促成了隐私损害赔偿的新诉求。不过，谨慎防止令人尴尬的爆料，依然被认为是精英阶层的特权。正如与他们同时代的编辑E. L.戈金（E. L. Godkin）所说，隐私“对一个一直住在自己房子里的人来说是一回事，对一个一直住在寄宿公寓里的人来说是另一回事”。然而，面对不受欢迎的公共窥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至少获得了要求赔偿的能力。

权利冲突：隐私权与知情权

1900年，17岁的艾比盖尔·罗伯森（Abigail Roberson）提起诉讼，某面粉公司广告中有她一个侧脸，旁边是“家庭面粉”的标语。她因该公司未经授权使用自己的照片而“不舒服”。下级法院站在罗伯森一边，称“每个女人都有权不让自己的脸被公众看到”。但更高一级的法院坚决不同意，说任何人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走动而不想被公众关注的权利。第二年，公众的强烈抗议促使纽约立法机构通过了美国第一部隐私法。罗伯森案表明，商业利益和不断发展的文化价值将重塑20世纪关于隐私的辩论。尽管隐私权获得了更坚实的基础，但人们越来越认可，一个人不可能在现实中生活在公众视线之外。这一立场得到了丑闻制造者和体面报刊的支持，并被作为第一修正案中保障新闻自由的一部分。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时代，人民的知情权范围相对狭窄，但在出版商和记者的推动下，在法院的支持下，该权利变得更加广泛。

1920年代，新闻业职业化，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为其成员起草了国家行为标准，诞生了第一个新闻学院。反过来，法学家开始相信记者能够决定哪些内容符合公众利益，哪些内容有新闻价值。正如法律历史学家萨曼莎·巴尔巴斯（Samantha Barbas）解释的那样，法院对媒体的尊重导致了“有新闻价值”一词的意义在该世纪中叶发生了转变。它不再是指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而是指公众想要知道什么。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法院进一步倾斜，为那些违背公民意愿揭露私人性取向的一方提供宪法保护，在公共文件中人们可以发现被强奸的受害者的名字，还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播放的可怕的事故现场影像。可见，早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美国法律界就开始将每个人视作公众人物，而且不受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所重视的个人信息流动的文化或法律限制。《捉迷藏：隐私权错综复杂的历史》一书关注的正是这种特定的隐私冲突：公开一个人真实但私密或尴尬的事实是否合适？在推特和八卦网站TMZ盛行的今天，因被曝光而感到羞愧似乎已经过时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个人的错误永远留存在网上，含沙射影的消息在网上大行其道，人肉搜索成了口诛笔伐的武器。在互联网生活中，不断的偷窥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数字时代：加强立法与系统监管

过去两个世纪隐私权的起伏变迁表明，我们或许早该进行一场类似于布兰迪斯和沃伦的反思。赢得保护隐私的法律胜利是远远不够的，主要因为赢得胜利的往往是特权阶层而不是弱势群体。在数字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应对新的社交和技术挑战，还需要对以往隐私的使用和滥用进行清算。加州的隐私条例现在允许未成年人删除他们过去的社交媒体帖子，这是欧洲“被忘记权”的一个版本。新的法规将未经双方同意而分享露骨照片和视频的羞辱性行为定为犯罪行为，这种行为被称为“复仇色情”。吹哨者已经开始揭露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对私人和公共生活造成的蓄意破坏。法院裁定，人们即使在最公共的地方也有权享有一些隐私。

围绕隐私和公众权益的激烈斗争，凸显了问题的时代紧迫性和边界的不确定性。关于隐私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和过去一样，新的隐私索赔与新的侵权行为并存。当然，历史并没有为现在提供一个整齐的公式。加伊达的编年史般的著作揭示了言论自由原则与尊重个人私生活之间持久的紧张关系，但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过去几十年里，这场辩论的背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显而易见的隐私侵犯行为丝毫没有减少，但如今，小报上的这类事件被一个更广泛、更复杂的入侵生态系统淹没了。

我们保护隐私的模式和工具需要迎头赶上。我们生活的世界面临日常、持续、隐蔽、静默的侵害，不仅是传统媒体，还有不受限制地获取我们信息的科技公司、数据分析公司、娱乐系统、金融行业，等等。现在，每当我们刷信用卡、下载应用程序或路过智能家居产品时，每个人都是透明的。仅仅注重个人侵权诉讼保护是不够的，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将隐私视为一种需要集体解决方案的社会公共利益产品，需要强有力的公共监管部门对践踏隐私的各方进行系统的监管。隐私法不能只服务于部分阶层，要在今天制定有意义的保护措施，倡导者需要挑战隐私权分配不均的现状，仔细考虑过去的胜利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只有这样，才会有满足普通公民需要和愿望的隐私保护。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08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