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蔡家麒 图片均为资料图 编辑 徐敏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承担了第一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摄制。当时参与摄制的电影工作者不少，但是把这类电影的摄制作为终生事业的人，却只有杨光海先生。

参与拍摄初识杨光海

杨光海从1957年拍摄《佤族》一片开始直到退休，长年奔波于民族地区，先后摄制了30余部民族志影片。退休后他积极收集整理和研究早年摄制影片的各种资料，撰写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专著，回顾民族志电影的历程，探讨民族志影片摄制的理论方法，并参加国内外人类学学术会议。现今他已是八旬老人，仍满腔热情，笔耕不辍。

我和光海兄结识于1963年，当年在东北兴安岭腹地拍摄《鄂伦春族》一片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时我大学毕业不足三年，热衷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怀着极大的兴味参与了《鄂伦春族》影片的拍摄。当时我觉得民族志的田野调查，除了用文字做记录描述外，应该大量运用活动影片来真实地记录和反映各民族的社会文化事物，它比文字更能够具体细致和形象生动地体现及保留事物的原状或原貌，让大家都能够看明白。

可是我对于纪录影片的拍摄一窍不通，就虚心地向光海兄求教。他说自己对于民族学所知很少，很想从我这里学到一些民族学的知识，以有利于影片的拍摄。我们一拍即合，在紧张拍摄的间隙，经常互相探讨切磋，彼此都受益良多，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和圆满。

作为一个片种，民族志(或人类学)影片，包含了丰富的民族社会与文化传统的知识，具有培养和提升人文素质的功能。但是，它对于大家所熟悉的故事片(今影视剧)、新闻纪录片、艺术片或地方风情片来讲，是个既无名又无利可图的冷门专业，杨光海先生却毅然地选择了它，并把它当作平生执着的一项事业孜孜不倦地追索，这之中的缘由，通过我40多年来同他的交往接触，才找到了答案。

从相馆学徒到电影拍摄

杨光海先生原名先诲，云南大理白族人，1932年出生在苍山脚下的弯桥镇北阳溪村一个耕读世家。15岁那年(1947年)来到昆明学照相手艺，在云瑞西路胜利堂近侧的子雄摄影室学徒三年。学徒的生活较艰苦，白天除了学手艺外，一日两餐的饭菜他要挑担送到晓东街的分店“维纳斯照相馆”。

1950年，光海学徒满师。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是年4月，他报考了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年底结业。1951年初分配到重庆西南军区司令部测绘局兵要科，配合仪器，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形地貌进行测量、摄影，标明方位和高度，再绘制成地图。这项工作，培养起他对事物观察的精确性。

1952年底，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纪录片摄影，参加拍摄了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的《战胜怒江天险》和《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等纪录片，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摄影生涯。学以致用，这是造就人才的重要途径。其间，他经常深入部队，热情地拍摄了纪录片《伞兵训练》《工程兵架浮桥》等。

1956年全国民族大调查活动是杨光海先生摄影生涯的转折点。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了三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摄制，负责《佤族》拍摄的编导郑治国选择了杨光海任该片的摄影助理，他觉得光海既是云南人，又是少数民族，多年从事纪录影片的摄制工作，是能够完成任务的，决定放手让他工作，所以该片都是光海兄于现场拍摄的。

当年云南西盟的佤族地区正处于民主改革前夕，整个社会还保留着传统的样式，部落头人在当地社会仍起作用。在全部拍摄的过程中，光海兄与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学者谭碧波、徐志远合作，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断同佤族社会上层及一般群众协商、讨论，使得影片的拍摄比较顺利，难能可贵地将佤族旧时的传统生活方式通过影片重点地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一场“砍牛尾巴”和“拉木鼓”的节日剽牛祭祀重大活动，大批青壮年手握利刃冲向狂怒的水牛，活活宰割这头祭牛，场面非常危险，当即就有多人受到刀伤。他拿着摄影机搜寻机会，既近距离拍摄近景，又快速爬到高处俯拍整个群情沸腾的场面。这组镜头给人留下了身临其境的深刻印象。

三十余部片子奠基民族志电影

1962年5月，杨光海先生接下了拍摄东北大小兴安岭《鄂伦春族》一片的任务，由于我参与了该片的摄制，因此比较了解光海只摄制民族志影片的过程。

《鄂伦春族》是杨光海先生拍摄的第四部民族志影片，在构思、表现诸多方面皆要比以前的三部影片成熟，主要在于他十分尊重影片的科学性，将艺术性放到了第二位。影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许多观众的肯定。首先，这部影片曾在鄂伦春族自治旗多次放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前往观看者十分踊跃，纷纷要求反复放映。猎民们看到了过去自己的生活形象非常兴奋，称这部影片是我们的“祖先片”。鄂伦春族的民族学家白兰认为，“影片是对鄂伦春族文化的记录和保存，是提升民族自尊的必要路径”。

2003年在昆明举办的首届“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上，《鄂伦春族》作为民族志经典影片首轮放映，与会的一些国外人类学家认为，《鄂伦春族》是一部典型的民族志影片。

继《鄂伦春族》之后，1965年7—12月，杨光海先生同北京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学家詹承绪拍摄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一片。

杨光海先生摄制的这部影片，是由中国本土学者运用唯物辩证史观的观点来看待和诠释摩梭人的母系社会与文化，这成为这部影片的主要特点或成就。1966年1—5月，光海兄又在丽江拍摄了《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一片。他边调查走访边充实拍摄提纲，在数月的时间里，将丽江地区著名的寺庙、文物、碑刻东巴文化和象形文字以及洞经音乐等逐一作了拍摄，其中仅寺庙就有12座。岂料不久后“文革”爆发，丽江地区许多珍贵的文化古迹横遭毁坏，寺庙里的一些精美雕塑和古老壁画不是被铲除就是被涂抹掉。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丽江地区为了开发旅游业，修复被破坏的文化古迹，所幸有了杨光海先生当年拍摄的这部纪录影片，让修复工作有了可靠的参照。

改革开放的春天，为杨光海先生的创作生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这期间直到退休，他先后携机奔赴许多民族地区，编导拍摄了大量的民族志影片，其中有赫哲族、白族、黎族、回族、畲族和哈萨克族等21部，既有综述性的，但更多的是专题系列性的，并且撰写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

他编导摄制的30余部民族志影片，对于后来年轻一代拍摄人类学和民族志影片，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影视人类学界称杨光海先生是新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奠基人之一。

（本文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先后担任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硕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理事等。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