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丕夫是谁（汪丕夫和汪精卫是一个人吗）

那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在一次战斗里，我负了伤，腿被子弹打穿了，红肿化脓，已经无法随同部队行军，便和另外十几个负伤的同志留下来，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

我们十几个伤员忍着伤痛、饥饿，在危机四伏的白区里走着，走着，到哪里去呢?到处是狼窝虎穴，到处是白色恐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红军手枪队同志身上。

当时活动在大别山的太湖区（今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的红二十八军，每离开一个地方就会留下几个便衣队同志，化了装做地下工作，宣传政策，组织群众，也负责收留伤员的工作，他们一定有办法安置我们。

希望，在鼓舞着我们，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天，终于在太阳落坡的时候找到了便衣队的同志，商量一阵后，他们决定把我们送到朱皮冲一位姓朱的老大爷家去住。

趁着黑泽，我们溜进了这座几十户人家的山村，山村背面是大山，山上长满了毛竹和松树，村后面山坡上有一栋小茅房，那就是朱大爷的家。

我们绕到房前，便衣队同志轻轻敲开了门，我们便不声不响地走了进去。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迎着我们，便衣队同志在老人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介绍说：“这位就是朱大爷。”老大爷微笑着，向我们点头。

这一家五口人——除了老大爷老两口外，还有儿子、儿媳和一个十五六岁的闺女，他们可忙起来了，不一会儿，我们每个人都烫了脚，换下了湿袜湿鞋。

主人还特地炒了几个鸡蛋，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老妈妈和儿媳闺女向我们问这问那，左一声同志，右一声同志地叫着，十分亲热。

老大爷却不言语，一会儿打烫脚水，一会儿拿铺草，忙得满脸是汗。

屋后高山腰里，有一片密密的毛竹林，竹林里有一个大石洞，地方很隐蔽，每天天不亮我们便进洞去，天黑了，方敢回屋里睡觉。几个重伤的同志，全靠老大爷和他的儿子背上背下。

我们的吃饭问题，由便衣队同志设法搞粮，在老大爷家煮熟了送上山来，每到吃饭的时候老大爷就来了，他假装成上山砍柴，腰里别着把柴刀，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上挂个竹篓，一般他先在外面咳嗽几声。

然后，朱大爷就分开毛竹向我们走来，来后，他坐下便给我们分吃的，常常是糊熟的芋头，间或一两次能带来大米饭，有时，便衣队同志搞到了西药和纱布，他便带着闺女来，一同给我们洗伤口，包扎。

我们天天跟老大爷打交道，他看来挺严肃，不苟言笑，老见他不声不响地进来，又不声不响地回去，但我们仍能从他慈祥的面容上，体会到老人给予我们的温暖。

有一次，他进洞来，嘴角上浮着笑容，我期待着他带来什么好消息，正想问他，只见他打开了竹篓，捧出一大缸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肉来，原来是便衣队的同志替我们搞到了猪肉，老大爷为了我们能吃到一顿好饭而高兴哩。

又有一天中午，老大爷没送饭来，我们喝了些凉水，熬到傍晚，正盼着老大爷上来，却见他那闺女独自担了竹篓上来，当我们自己动手，打开竹篓，狼吞虎咽地吃饭时，闺女在一边，两眼望着我们，神情有点异样，问起她发生了什么事没有?

她终于说了出来，原来便衣队同志已经几天没送粮来了，为了不让我们饿肚子，老大爷把全家的口粮全烧给我们吃了，而老大爷一家，已经有好几天没吃饭了。听了她的话，我们再也咽不下饭去。

就这样隐藏了半个月左右，我们的行踪，终于被敌人探知了。

一天，从太湖出来敌人一个营，把朱皮冲包围起来，一批批进行搜山，这些家伙在我们隐藏的洞口前兜来兜去，还满山乱吆喝，可是洞里的我们，心里打定主意，决不投降，万一石洞被发现，就跟白军拼个你死我活，要是搜不到这个地点，就让敌人喊破喉咙，不去睬他。果然，敌人闹腾了一天，连个红军的影子也没捞到。

到天黑后，老大爷急急摸上山来，在他慈祥的脸上添了几分忧虑，敌人虽然返城去了，但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搜查，老大爷详细地向我们指点了山上更隐蔽的去处，并安慰重伤的同志说：“没关系，这阵风刮过去就没事了!”

然后老人担起他的竹篓，迈着沉重的步子下山去了。

入夜，听到朱皮冲村子里的狗吠声，隐隐传来的嘈杂的吵闹声，同志们整夜没有合上眼睛，黑夜的暗色，像是要从这里吞噬去什么似的，虽然我们为着自己的安全担心，但我们更为老大爷一家担心。

好容易待到天明，晨雾在洞口消失。“老大爷应该来了。”不知是谁说出了大家都在想着的事。

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老大爷并没有来。想到昨天夜里山下的喧闹，许多不好的想法涌上心头来，但是谁也不忍心讲出来，可能还有些什么事缠着身子，大爷不能来吧!

将近中午，终于有人上山来了，大家警觉地注视着，重伤的同志也扶着山石站起来，一阵抽噎的哭泣声，从竹林外面传来，越来越近，原来是小闺女来了。

她娇小的脸上像蒙了一层灰土，往日的娇羞欢笑一丝也没有了，头发散乱着，一双眼睛红肿得像两只枣，看见我们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瘫软地扑倒在地上，说不出话来，只是哭，哭得那样痛心，那样凄惨，我们劝慰她，过了好一阵，她才断断续续地说了半句话：“爸爸被白匪……”不用再问了，一切都明白了。

血冲上脸来，泪水模糊了眼睛，心好像要被撕碎，昨天老大爷还上山来看望我们，安慰我们，再三叮嘱这，叮嘱那，仅隔了一个夜晚，他竟遭了匪徒的毒手，再也不能见到他了。

直到后来便衣队同志找到我们，我们才详细地了解到老大爷牺牲的经过：那天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有人敲老大爷的门：“开门，老头！我们是红军便衣队。”

大爷将门打开，拥进来一些打扮得像便衣队同志的人，但是，老大爷一眼就看穿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他们那鬼样子和说话的口气，就没有红军的味道。

“我们是红军主力，前几天我们留在你这里的伤员，多亏你照顾，现在交给我们吧!”

“留在这里的便衣队同志也请你找来吧!我们联系联系。”

老大爷摇了摇头说：“我们是老百姓，没见过你们红军同志。”这帮狼披羊皮的家伙又问了半天，老大爷什么也不说出来，只是摇头。

他们又问老妈妈，老妈妈也只有一句话：“我是个妇道人家，哪晓得这些事。”儿媳和闺女早躲避开了，敌人再也没有人好问。

鬼把戏玩不转了，便撕碎了脸皮，露出狰狞面目，厚颜无耻地说：“告诉你吧！老头子，我们是国军，早调查好了，你通红匪，今天不交出人来，剥你的皮。”说着，他们便七手八脚地把老大爷反绑了手吊起来，用手打，用脚踢，用鞭子抽，随你怎样折磨，老大爷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敌人闹了半夜，还是没有结果，最后把老大爷捆走了。

第二天早上，这伙敌人又来了，他们把全村百姓赶到一棵树下，树上吊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那正是朱大爷，已经奄奄一息了。

敌人用劈成四半的粗毛竹，猛力地往他身上抽打，打一下问一句：“交不交出红匪来?”

匪军还恐吓四周老百姓说：“看见没有，谁要是通红匪，就像他这样!”有人哭出声来，整个的天地变得凄惨阴沉。

老人被打得满身血糊，还是一字不说。敌人恼怒地发狂了，像野兽一样扑上去，竟挖下了老人的一双眼睛，鲜红的血顺着老人的脸淌了下来，滴在地上，朱大爷痛苦地呻吟着，但还是什么也不说。

乡亲们都哭了，为他求f青道：“他是好人呀!你们放了他吧!”敌人狞笑着。

突然，老大爷大声喊道：“你们是杀人放火的土匪，不说我没看到红军，就是看到了，也不会告诉你们！红军是打不垮的，他们就要回来杀死你们，为我报仇……”

话音未落，一把钢刀，猛地刺进老大爷的心口，乡亲们都用手蒙住了眼睛，不忍看这惨状，老大爷就这样为了我们红军伤员流尽了他最后的鲜血。

二十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今，每当我看到腿上那块痊愈的伤疤，就仿佛又看到老朱大爷，腰里别着把柴刀，肩上担着扁担，扁担上挂着个竹篓，分开毛竹向我走来……这是永远也不会忘掉的！

汪绍堂（1919——1984），安徽省六安市独山镇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党忠诚，作战勇敢。 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参与了鄂豫皖多次反围剿斗争，在最后一次反围剿斗争中奉命带领部队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未痊愈即找到并参加了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的红28军手枪团2中队，后任营指导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极其残酷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十个师近十万人对大别山区的＂清剿＂和地方反动势力实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怀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希望，永保红旗不倒。

抗日战争时期任营长、水上大队长，渤海三分区十五团团长。汪绍堂同志是著名的神枪手。1942年8月任水上大队长期间，搜剿湖匪，打击日寇，保卫过往商船及水上交通安全，依靠老百姓有力的打击了日伪的有生力量。曾一次带领部队歼灭几百个日寇伪军，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使零星的根据地连成了片。汪绍堂同志坚持敌后抗战，率领部队开辟扩大了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时任33军296团团长，参加了苏北、泗州、昌潍等战斗，以及济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汪绍堂同志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上海战役在攻打嘉定的战斗中，他带领全团担任主攻任务，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英勇作战，身先士卒出色完成任务，荣获二等军功章。

上海解放后，任公安部队16师47团团长，后任上海警卫二团团长，担任上海警卫和陈毅市长的警卫任务，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入没有硝烟的阵地，在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拒腐蚀永不沾，继承和发扬了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1958年调任江苏盐城军分区参谋长。 汪绍堂同志戎马一生，出生入死，七次负伤，多次立功受奖，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上校军衔。